克拉克大学心理学教授：不要和你未成年的孩子做朋友

深海鳗鱼

很多父母有这样的执念：当孩子的朋友。

希望让孩子感受到足够的尊重，希望有一个和睦的亲子关系，希望孩子能因此跟自己无话不谈。。。

但种种跟踪调查表明，界限模糊对亲子关系不会有促进作用；在孩子8岁之前，跟孩子讲“民主”，还不如“独裁”更好。。。

原文标题：Don't Be  Friends With Your Teenage Kid

作者：Elizabemakth Preston

文章来源：探月学院

译者&编辑：荔闽

正文：

迈克尔·怀特黑德（Michael Whitehead）是爱达荷州特温福尔斯的一名婚姻及家庭治疗师，当我们把父母是否能和孩子成为朋友这个问题抛给他时，他给到一个简短且有力的回答：「不能。」
克拉克大学心理学教授温蒂·葛罗妮克（Wendy Grolnick）对此回答表示赞同，她表示，友谊即意味着双方是「平等的个体」，但其实这种互动的模式和亲子关系在本质上就是相斥的。
对于绝大多数家长来说，其实这种相斥关系已经十分明显了，朋友的关系让他们无法强制禁止孩子们做一些危险的行为，或者是违反道德的事情。但是对于家长们来说，为了让青春期或者年纪更小的孩子和自己保持亲密关系，和他们做朋友仍然是一种充满诱惑的尝试。
怀特黑德表示，家长想要和孩子做朋友还有其他原因：如果婚姻陷入泥潭，他们可能想要寻求家庭其他成员的赞同或者亲密。
在 2002 年的一项问卷调查 [1] 中，研究人员跟踪研究了父母刚离婚的青春期女孩和母亲的关系，结果显示，如果母亲向女儿吐露财务上的细节或者有关前配偶的负面想法等等，女儿其实不会感到与母亲的关系变得更为亲密了，反而会因为获得了这些情感的倾斜，而感到精神上的苦恼。事实上，对于任何一种关系来说，界限模糊都不会有促进作用。
有研究表明，如果父母想在孩子长大后与他们保持亲密关系，可以通过其他的健康方式保持友好的亲子关系。葛罗妮克教授的研究对象是教养方式，她跟踪研究了许多个家庭，观察他们是如何从幼儿期到青春期教养孩子。在 2014 年的一篇论文 [2] 中，她和论文的其他共同作者一同探究了亲子互动模式中重要的一个方面：结构，或者说是一家人之间应该存在相应的规则、准则和期待。
这篇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六年级学生的家庭，不过葛罗妮克和同事们也在文章中也引用了过去的其他研究结果来强调家庭结构对于青少年的重要性：如果家庭中存在有规律的日常活动和职责承担，青少年往往会达成更多目标，而且不太会出现行为问题。
葛罗妮克还告诉我，如果家庭结构比较松散，很可能就会从两个方面都削弱家庭关系：孩子会觉得太过压抑，并且在父母偶尔坚决压制他们时做出糟糕的反应，而父母则会因为大权旁落而感到泄气。
「你就会感到不安。」葛罗妮克说道。
其实不用推翻家中的等级制度，还是有办法能和孩子维持友好关系的。比如说，杨百翰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采访了一群 19 岁的年轻人对自己父母的看法，结果发现，如果父母比较「温暖」，孩子就更容易融入校园 [3]。
另外一个例子来自 2016 年在荷兰所进行的研究 [4]，它的结论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作者在五年中跟踪调查了近 500 对孩子和母亲，从孩子 13 岁时起，到 18 岁成人。跟踪的结果显示，能产生共情的母亲和孩子的关系更亲密。而反过来，和母亲关系更亲密的青少年发生偷窃、打架行为的概率较低。
葛罗妮克的研究也表明，拥有家庭结构、且父母能给予共情和支持的孩子会觉得自己更能干、更能融入生活。她表示，「如果你能执行某种结构，并且尊重孩子的观点、允许孩子发表意见，那么对孩子就能起到积极作用。」
葛罗妮克还表示，就算孩子年纪还小，如果父母能表现出理解他们的感受，即便不用成为闺蜜或哥们，那么孩子也会感到与父母更亲密、采取更为一致的行动。「你可以拥有真正亲密、有趣的关系，同时也不必毁掉手中握有的权威。」葛罗妮克说道。
怀特黑德建议，「如果要找到这种恰到好处的平衡点，就要分不同阶段来思考教养方式。在孩子七、八岁之前，一切事情基本都由父母来决定。到了孩子 8-18 岁时，父母应该更多地是起到教练的作用：对于重要事情的认知，父母为孩子打下坚实的基础，然后我们必须要转变角色，信任孩子能够自己在场上做出决定，」怀特黑德说道。他还表示，「一旦孩子长大成人，父母就要更多地转变成咨询顾问的角色。」
怀特黑德还强调，「即便如此，父母和孩子仍然不能算是朋友。」
不过对于那些想要避免友谊陷阱的父母来说，怀特黑德最重要的建议和孩子毫无关系：留出更多和孩子分开的时间，那么模糊界限的诱惑就会小一点。
他推荐父母每周花一小时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上，不要带上自己的孩子或者配偶，虽然一小时「看起来很短」，但它其实已经多于大多数父母能腾出的时间了。他还建议配偶们每周腾出时间给自己安排一次三小时的约会。那些把自己作为个体照料好自己、滋养彼此之间的成人关系的父母，就不会指望孩子来填补自己的需求。

参考资料：

[1] Susan Silverberg Koerner, Sara Wallace, Stephanie Jacobs Lehman, Meghan Raymond：Mother-to-Daughter Disclosure After Divorce: Are There Costs and Benefits?

[2] Wendy S. Grolnick, Jacquelyn N. Raftery-Helmer, Kristine N. Marbell, Elizabeth S. Flamm, Esteban V. Cardemil and Monica Sanchez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Vol. 60, No. 3 (July 2014), pp. 355-384: Parental Provision of Structure: Implementation and Correlates in Three Domains.

[3] Laura M. Padilla-Walker, Daye Son, Larry J. Nelson: Profiles of Helicopter Parenting, Parental Warmth, and Psychological Control During Emerging Adulthood

[4] Elisabetta Crocetti , Silvia Moscatelli, Jolien Van der Graaff, Loes Keijsers, Pol van Lier, Hans M. Koot, Monica Rubini, Wim Meeus, Susan Branje: The Dynamic Interplay among Maternal Empathy, Quality of Mother-Adolescent Relationship, and Adolescent Antisocial Behaviors: New Insights from a Six-Wave Longitudinal Multi-Informan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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